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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她四处朝人炫耀，说：我们家依依终于可以去外企，做白领挣高薪了。亲朋好友们听了皆羡慕，说：是啊，你的后半生，总算有了依靠，而你们家小弟将来读大学，也可以有人照顾了。她站在金秋的阳光里，眯眼笑听着，脸上的骄傲，像敷了劣质的粉，被那恣意的笑一震，扑扑地全都掉落下来。

她这样笑着的时候，我正在北京，历经着艰难的抉择。周围的同学，皆通过这样那样的关系，留在了北京，而我，拿着厚厚的简历，却始终寻不到合适的工作。不想让她失望，我留在了北京，没有回到小城，但被如潮的人群裹挟着，我却如一只仓惶的蚂蚁，找不到方向。

两个月后，我收到一笔两千元的稿费，正是这张稿费单，让我终于下定决心，停止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将大学时一直不肯舍弃的写作梦想，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。

我很快就在北京租了一间可以上网的地下室，继续像大学毕业前那样，日间读书，晚上写作。稿费来得并不是那么及时，很多时候，付完房租和水电费，就只剩下几张勉强够吃饭的钞票。这样的窘困，当然不会给她寄额外的钱，尽管，我知道她需要的，不是钱，而是收到钱时，可以一路喜滋滋地去邮局的虚荣。

她常常会打电话来，问我外企工作的情况。这样的问题，对于擅长虚构故事的我，几乎是小菜一碟。我会详细地向她描述我的办公室：烤漆讲究的红木办公桌，价值一万元的台式液晶屏幕电脑，累的时候，可以去摆满小雏菊的阳台上，站立片刻，从20层上俯视大气的北京城；而我的老板，对我则格外地器重，或许过不了多久，就能将我重用提拔

她在那端喜滋滋地听着，连水壶开了的尖利啸叫声，都没有听到。倒是我编得乏味了，找个理由说要忙，她才意犹未尽地不舍挂掉。